「這裡，又一次，記憶壓著我的嘴唇，／我無與倫比，卻又與你相似。」──波赫士〈我的一生〉
職場人生，結繩為紀，彷彿行駛在日常往返的車道中，逐日習練，將自我仿擬成車身本體，以定速巡航，應對一切暴亂無序。譬如某日，盤點資源，與同事會議，重申業務目標，爭取長官應援，在一片渾沌中自我對話，嘗試理出頭緒。因為這些煩惱如此相似，當看著《魔球》時，他欣慰發現，儘管長相相異，自己與布萊德彼特仍然有著同樣一份焦慮。彼特曾經是備受期待的年輕球員，當他不知道該踏入職業還是該到大學發展，好讓自己更成熟時，球探找上門對他說，「到了一個年紀別人會告訴你，不能再把棒球當兒戲，不一定在幾歲，但一定有人跟你說，這是一生只有一次的機會。」這句預言般的話彼特聽進去了，他跟球隊簽約，像名球員一樣勤練球技，幾年過去，他沒有成為穩定的先發選手，他離開球場，成為球探。事情就是這樣，要求人們學習如何幽默看待，現在換彼特跟別人講預言了。
世界仍然如常運轉，球探還是球探，球員還是球員，只是彼特已經受夠這些了。他跟球隊的首席球探爭吵，「你沒辦法預言一個孩子的未來，就像我也不行，有多少次，我聽到你跟那些家長說『我能看出他與眾不同』，其實你根本看不出來。」彼特可能有也可能沒有意識到，他的證詞恰好冒犯了職業運動建構的基本流程：圍繞「特殊的人」與「明星」打造的神話，而在這套遊戲中，球探的任務就是用他們的經驗與直覺，挑選出那些命定要成為球員的人；彼特可能也沒想到，他對數據棒球的追求，從精神徵兆出發，不無回應他內心的罪咎的意思。這確實信然成論，因為如果遊戲規則是對的，我為什麼沒有成為該成為的人呢？
「獨一無二」還是「並無不同」？這兩個位於軸線兩端的修辭，有時會奇異地出現在同一個段落。馬克斯．巴金漢在《發現我的天才》一書起始，給了讀者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場景。當巴菲特，這名世界最著名的投資者在對學生演說時，他誠懇地說：「我跟你們當中的每一個人其實沒什麼不一樣。」巴金漢用巴菲特這句話，展開全書論述的核心：如果巴菲特與我們並無不同，那他的成功取決於什麼？如果巴菲特僅僅是「有機會做最愛做的事」，那我們如何解釋，並在其中找出一條得以依循的道路？於是，藉由蓋洛普的研究，巴金漢將巴菲特的具體行為，對應到識別出的主導優勢，從而發展出，「他之所以成為一名世界級的投資者，是因為他有意識地發揮自己的優勢；同樣，他之所以喜愛自己的職業，也是因為他有意識地發揮自身優勢。」這相對於巴菲特的話複雜許多，但讀者們卻比較放心了。蓋洛普用結構化的科學思維，將二元辯證收攝其中：每個人獨一無二，但每個人並無不同。如果從詩學的角度來看，也許，這樣的辯證更能具體顯明個體的有限性與獨特，如同阿甘本論證律法的用詞：「某些事物似乎並未發生，但實際上卻發生了。」
優勢理論，或者更根源的正向心理學，確實如馬丁．塞利格曼所言，是以「嚴肅看待美好的未來」作為它與傳統心理學間的分歧。成長於醫病關係中的傳統心理學，幾乎是自發性的，將它要處理的問題，視為病人身上的病癥。在這假設下，人行為的動力，被看成是一種防衛性的自我補償，「黛安娜王妃致力於地雷清除運動，主要是源於她潛意識中對查爾斯王子及其他王室成員的仇恨」；而正向心理學的提問或許正由此開始：我們研究了人的痛苦，可是為什麼，我們卻對幸福一無所知？蓋洛普的研究，在這意義上，提供了一種看待自我的框架，思維、學習、責任、交往、分析，我們用於定義一個人的優勢，不僅是協助人們在追索的路上，撐開對於現實的快速疊合，更應該是在共好的歷程中，真正察覺並接納自己，因為「但凡最屬於個人的，便也是最為普遍的。」
這令人深思，當一個人願意將自己傾斜，進入到陌生的狀態時，他好像得以更明白自己，而他人的評價並不真的能引領我們到哪裡去。球探的話沒有帶彼特到他想要的地方，他成為球隊主管，解雇他的球探，採取數據決策，用少許經費得到勝場，創造破紀錄連勝，然後再一次倒在冠軍路上。他覺得自己挫敗了，可是其他人卻不這麼認為。他的助手指著影片中一名小聯盟球員跌倒的樣子，寬慰他說「這個人擊出全壘打，自己卻不知道」，他盯著那名球員，在深遠的寂靜中，在日常的教練中，在昏昏欲睡的會議中，在車輛隆隆的引擎聲中，這一切都還說不上完滿。「我無法理解，所以苦惱著／我想我得繼續向前走／盡情享受人生這場秀」。他想，如果在經歷這些，特別是在經歷這些職場歷練後，他仍然保有同樣的願力，願意去訴說與傾聽，願意去接受自己熱愛的一切，他也許就會知道，該如何去理解生命中真正的意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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